刘建军

科学把握和切实推进“第二个结合”，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第二个结合”并不是笼统地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是有其精准表述，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而正像我们必须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样，也要弄清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说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和精华进行提炼概括。这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又艰难的理论任务。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在许多不同场合的讲话中，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做了概括提炼，给我们以重要的思想指导和深刻的理论启示。

一、列举和归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思想内容

习近平在成长历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塑造，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感悟。其最直接的表现为，他常常能引经据典，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代典籍、经典名句等来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及阐释治国理政的道理。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在多个重要场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了集中阐述。

2013年3月，在中央党校建校八十周年庆祝大会暨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学习掌握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益智修身，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中，归纳和列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个方面的思想内容。他指出：“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2014年2月，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的道德资源，举出了两个基本方面：“比如，在坚守道德底线方面，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君子忧道不忧贫’，要恪守‘良知’，做到‘俯仰无愧’。再比如，在树立道德理想方面，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要‘止于至善’，有社会责任感，追求崇高理想和完美人格，倡导‘兼善天下’、‘利济苍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做君子、成圣贤。”同年5月，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作出深入论述。其中，归纳出六个方面的思想内容即“六个强调”。他指出，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

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六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从十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能够为解决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当代人类面临的突出难题提供有益启示。

2019年10月，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于中华民族长期创造形成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思想，并列举了十一个方面的思想内容：“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2020年11月，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我国自古以来积淀了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积淀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并从六个方面作了概括：“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

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用高度凝练的十个词列举出十个基本方面的思想内容，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并从九个方面作了归纳。“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而且在阐述中华文明基本特征时提到了革故鼎新、辉光日新、静水流深、波澜壮阔、多元一体、团结集中、开放包容、兼容并蓄、交通成和、共生并进、保合太和、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四海一家等内容。

二、划分和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容的基本层次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容的归纳列举不是随意的，而是分层次的。对于这些不同的层次，他有时作出概括表述，有时只是用几个“强调”或几个“思想”来表示。从其对层次性的概括表述来看，基于讲话的不同场合和需要，也有不同的组合。

有些组合是比较具体的。比如：政治抱负、报国情怀、浩然正气、献身精神等；大同理想、大一统传统、德治主张、民本思想、平等观念、正义追求、道德操守、用人标准、改革精神、外交之道、和平理念等；治国策略、民本理念、价值追求、慎刑思想、平等观念、恤刑原则等；社会理想、治理思想、大一统传统、家国情怀、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思想、思维方法、交往之道；等等。

有些组合具有更大概括性。比如：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思想理念、道德规范；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思想智慧、思想方法、道德理念；等等。

总体而言，习近平关于思想理念（包括哲学思想、价值理念等）、道德规范、人文精神的论述占有很大比重，例如，他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的集中表达。2017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概括为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理念。习近平主要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哲学思想、国家治理思想、经济伦理、生态理念等。在哲学方面，习近平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实事求是、格物究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躬行实践、与时俱进、执两用中等思想。“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它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都是其中的重要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这些思想虽然有局限性，但是经过改造转化依然具有重大价值。明清时期王夫之、顾炎武等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在当代对推进党的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具有独特价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践履”（《诗经·大雅》）等都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名句，所蕴含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躬行实践等观念都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执两用中、守中致和”出自《中庸》，体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思想，历久弥新。

在国家治理思想方面，习近平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民本理念、平等观念等。在国家治理中，古代有政者正也、政在养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与我们党坚持的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具有一致性。古代提倡采用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这些都为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宝贵启示。中华文化倡导执政者要为政以德、以德治国，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俭约自守、力戒奢华，习近平多次告诫党员领导干部要有政治抱负，“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治理国家要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这是一条古老的智慧，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来”。古代有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在当今依然十分适用，习近平强调，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中华文化有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习近平多次提醒党员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另外，习近平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蕴含着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以及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富民厚生是古代民本思想的体现，管仲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北宋二程提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伊川文集·代吕晦叔应诏疏》）等，这表明治国养民首先要在经济上富民利民。在当代，就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富民厚生也要重视处理物质利益与道义的问题，因此，经济建设中要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先贤先后提出了多种义利观，其中义利兼顾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观念，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提倡现代市场法则，又要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天人合一”（《正蒙·乾称篇》）、“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第三十章》）等理念，均为我们当今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文化根源。

其次，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习近平认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因此十分重视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并在执政者政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修养等方面对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作了概括。为政以德、克己奉公、治国平天下等，凸显了道德在国家运行中的重要性，习近平引用这些理念，并提出当代党员领导干部要立政德，“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坚守原则、坚守规矩，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做到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 在社会公德方面，习近平指出了传统文化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孟子·滕文公上》）、和衷共济、风雨同舟的互助合作精神，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仁爱精神，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他还引用敬业乐群、见利思义、以义取利等古训，展现古代人对待志业的态度，这也是当今社会各个劳动职业中应当继承的理念。在家庭美德方面，习近平指出了传统文化中传承悠久的孝老爱亲、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优良传统。在个人品德修养方面，习近平认为要以德立身、以德立人，要明是非、辨善恶、知廉耻，有厚德载物的德行，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报国情怀，有“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的重信守诺。总之，这些传统美德是当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资源。

最后，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对现实世界和人生的思考，积淀形成了浓厚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展现了中华文化独特的智慧、气度和神韵。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指出了其中蕴含的核心理念、处世方法、教化思想、美学追求、生活理念等。他引用“万物之中，以人为贵”“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理天下者，以人为本”，强调中华文化中人自身的价值及对人的尊重和关怀，特别是对人的生命的敬仰。中华文化提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如在对待文明的态度上，承认和维护文明的多样性，支持各民族、各文明之间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华文化中有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教化思想，如传统乡规民约、礼仪习俗、家风家训等都承载着重教崇德、文以教化的思想，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职责。中华文化中有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中华文化中有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提倡勤俭以养德、和睦和谐。中华人文精神涵养了中国人民独特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三、提出和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容的理论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多样的思想观念，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习近平以大历史观看待人类文明及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国、希腊等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中蕴含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科学观、文化观；中华文明中蕴含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以及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和概括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

第一，中华文化中的宇宙观。中国古人把东西南北、上下四方的空间维度称为“宇”，把古往今来的时间维度称为“宙”，从现代哲学来看，宇宙观代表了人们对时空的根本看法。中华文化的宇宙观汇聚了中华民族对于宇宙的存在方式及人类与宇宙之间关系的见解，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在存在层面，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是无限的时空及其所包含的一切，是“至大无外”（《庄子·天下》）的，并把宇宙看成开放的、相互联系、创进不息的整体。中华文化重在思考人与宇宙的关系即天人关系，有“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系辞上》）、“立天道曰阴阳，立地道曰柔刚，立人道曰仁义”（《易传·说卦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等观念，习近平概括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华民族有尊时守位、知常达变的独特民族标识。天人关系的内涵一方面是指，天地是万物之母，人生于天地之中，习近平引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来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另一方面是指，天地有其生生不息的规律，人要遵循自然界的运行法则，道法自然，同时要取法自然、效法自然，要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象传》）的刚毅劲健来积极作为，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故鼎新精神来不断创造发展。

第二，中华文化中的天下观。“天下”是中华文化中的独特概念，先秦文献中已经被广泛使用，古代有“万邦”“九州”“六合”“四海”等相应的表达，“天下”的内涵包括地理、制度、价值三个方面，中华文化中的天下观集中了中国人民关于国家及世界的根本看法，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相一致。中国古代天下观极大地塑造了中国的外交理念，助力了中华文明长存延续。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有突出的和平性，他用天下大同、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四海一家等理念来概述中国的天下观，尤其在外交场上多次引用传统智慧名言来生动表达中国在世界中的行为处事方式。他认为要“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以天下为己任，时刻牢记“国虽大，好战必亡”（《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司马法·仁本》）、“化干戈为玉帛”（《左传·僖公》），实现和维护和平。认为要以正确的义利观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要深刻理解“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第八十一章》）的辩证道理。在存异方面，认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晏子春秋·内篇》），每个国家、地区、民族的具体情况都不同，应该“量腹而受，量身而衣”（《墨子·鲁问》），根据自身禀赋办事，在遇见矛盾分歧时要“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易或问》），从大格局中看到事情的根本和方向。对待文化多样性方面，要知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道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增广贤文》）、“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三国志·魏书》），“不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能和谐相处、相互促进。中华文化中的天下观包含的国家观、民族观、道德观、文明观等，为我们看待、处理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启迪。

第三，中华文化中的社会观。“社会”一词在中国古代早已出现，表示民间的聚会，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相去甚远，明清之际，西方的“society”才被引入中国，作为一种现代概念的社会逐渐确立起来。在人类思想史中，关于社会的理念、理论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提出了建设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中国古代先贤在由思考人与宇宙的关系转向思考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后，便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观，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高度契合。社会理想在社会观中居于最高层次，习近平多次引用“天下大同”来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远大社会理想，关于“大同”的构想，儒家已经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呈现了一幅和睦有序的社会景象，虽然没有科学理论支撑实现，但鲜明展现了中国人民的高尚追求，这也是我们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文化根源。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蕴含着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实质上指明了中华社会观的核心内涵，进一步而言，和而不同说的是社会理念和社会状态，寓于社会理想之中。关于和与同的内涵，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阐明了和与同的辩证关系，显然和与同不是等位的，和是更高、更难达成的目标。整个社会的和谐局面的形成，必须建立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的融洽关系之上，因此，每个人都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和而不同发挥着尊重不同诉求、整合多重需求、协调化解矛盾等积极社会功能，因而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得到各个社会阶层的普遍认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代有助于我国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社会治理建设。

第四，中华文化中的道德观。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中华文化中的道德观集中了中华民族“对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系统认识和根本看法”，深刻塑造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方式、行为处事方式。习近平引用“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道德》）、“止于至善”（《礼记·大学》），提出与人为善、人心和善，概括出了中华道德观的核心内涵。在社会层面，习近平引用“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说明道德仍然是维持国家兴盛、社会稳定的强大力量，执政者更应该具备高尚德性、公正之心，“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洪范传》），因为古人早已指明“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的道理。中华文化重视树立崇高道德理想，增强社会责任感，倡导“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追求完美道德人格，做君子、成圣贤。在立德修身上，提倡“忠信谨慎，此德义之基也”（《潜夫论·务本》）、“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做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孟子·告子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在道德底线上，认为“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周语下》）、“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季氏》），要做到恪守良知，俯仰无愧，“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要有“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的正义追求。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有助于丰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

四、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括提炼的重要意义和理论启示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概括，坚持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方针，坚持和推进了“第二个结合”，既有鲜明的特色又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为全社会理解把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思想指导。

首先，明晰了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二者可以等同，但更多地认为二者有明显差异。中华民族既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也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因此，在中华大地上，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在习近平的话语体系中，中华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同时并用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文明与文化的差异。一方面，从时间上看，中华民族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可见文化的历史远比文明要长，文明是文化积淀的成果。此处的文化属于广义的文化。另一方面，习近平还指出，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思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如前所述，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括主要是指中华传统思想文化，这属于狭义的文化范畴，是一种文化形态中的核心部分。因此，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括，为全社会理解把握中华文化提供了一条思想路径，要深入理解和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能从作为文化核心的思想文化着手，但又不能仅局限于思想文化，还应该兼顾广义的文化，应该将其与中华文明相结合，注重从中华文明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

其次，为“第二个结合”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明确的表述。“两个结合”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因此，“第二个结合”的宣传教育是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重大任务。要推动“第二个结合”的宣传教育产生实效，就不能只概括地讲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二者要结合，还必须进一步讲清楚结合什么以及如何结合，而这是更加重要和迫切的任务。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言，党在百年征程中对它的内容及其应用、宣传、教育，已经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取得了坚实的教育成效，然而相较之下，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仍处于深化之中。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概括和提炼，代表了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取得了较大进步，为接下来用党的理论教育群众、推动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最后，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和推进“第二个结合”具有重要实践价值。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称赞“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并进而提出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问题，这是科学对待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在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方面要按照时代要求和特点，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另一方面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两创”所包含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即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用”，在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概括中鲜明呈现出来。他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治国理政的需要，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例如，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提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提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出要传承发展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自然观；等等，并用具体的词语概括出这些思想理念和观念的精华。这些都为全社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了指导和示范。

同时，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容的概括提炼，也给我国理论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内容的研究提供了重大理论启示。

其一，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要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分析态度。习近平以科学态度审视传统文化，客观地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因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既要看到其内容的丰富性，打开了巨大的文化研究“空间”，也要注意“筛选”，不能全盘都拿来研究，必须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其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括提炼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创新提出的一个科学的概念，既是一个政治宣传术语也是一个学术概念，因此，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要注重科学性，符合科学研究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研究极为重要，但该研究又是新鲜的、开放的，需要不断探索前进。就学术研究而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括提炼可以从多角度、多路径开展。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概括提炼，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本文从三个维度来尝试阐述该体系结构，当然该体系结构也可以从其他维度来阐述，并不是固定统一的，另外，还应允许从多视野中概括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视野越广、角度越多，就越有助于构建形成成熟系统的理论体系，助力党的创新理论发展。

其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认定，要超出传统文化中原有派别的局限，摆脱那种在各家各派中选正统、争正统的思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不同思想流派中吸取和提炼合理因素。有争鸣才有繁荣，各家思想流派都有精华部分，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才汇聚成了中华文化的“长河”。习近平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认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思想文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始终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该论述实际上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个“融合性的整体”来看待，既观察到文化发展的连续但非匀速性，又认识到文化之间的交融并存，这就超越了各学说学派之间的分歧或对立，超越了文化偏好与偏见，因而能够纵贯古今、集百家之精华。

其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深化研究和概括提炼是一个长期过程，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政治和理论高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屋建瓴地进行概括提炼，为理论界开展研究打下理论基础，文化学者和理论工作者也可以发挥各自的专业所长，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方向进行更具体的深化研究，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来源：《文化与传播》2025年第1期